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

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

我们可以用人们惯常用来描述中国改革时期经济的两个对立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来突出重庆实验所提出的问题。

“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所表达的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具有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资本占到主导地位、以盈利为主的经济体系、资本家和其雇用的职工收入悬殊等，只不过国家依然扮演较大的角色，尤其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其国有和国营公司。与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的不同是市场和盈利道德观取代了计划和革命再分配道德观。此词所突出的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资本主义实质。

另一个常用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官方自1993年前后开始使用的正式表达。基本概念是这个经济体系是市场主导和市场推动的，在这方面和资本主义经济相同，但其目标则是社会主义的。当然，“社会主义”这个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包括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但在本文的使用中，以及在重庆的实验中，它主要代表的是—个带有社会公正的国营+私营公司的混合经济体，其理念是“共同致富”。此词的含义是经济发展(“致富”)，但是这是带有社会公正的发展，而不是没有社会公正的发展。

本文的讨论说明的是，中国改革时期的实际是“国家资本主义”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正是为什么带有社会公正感的进步知识分子会对改革提出这么多的批评和抗议。他们不反对市场经济，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社会公正理念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私人逐利所取代。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重庆实验对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

因为他们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自己没有太大希望能够达到在城市买房、买车的“中产 阶级”精英的收人水平。该人群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绝大多数，也包括在城市从事各种销售或服务的个体户，以及农村的务农农民和服务业农民，甚至包括一定比例的“中等收入”的城市白领，亦即全部从业人员的大多数。

重庆实验的基本概念简单明了。在城市化过程中资产尤其是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增值,不应该只归属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官员私囊或其个人的官位爬升，或政府的形象 工程和办公室等)，而应该归属人民公益(“民生”)。例如，为城市30%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廉价公租房，为农民工提供与市民同等的福利，以及为农民提供把其土地权益“资本化”(即用作抵押来贷款)的途径。正是那样的具体措施获得当地人民广泛的欢迎。对许多人来说，重庆经验代表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能够分享到中国惊人GDP增长所附带的利益的一条道路。

上述两词的对立所捕获的正是中国今天面临的中心问题：是继续沿着“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呢，还是调整方向，賦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口号实实在在的内容?邓小平的改革思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隐喻的最终目标还是“共同致富”，但是，社会公正的问题被暂时搁置到未来，甚至被国家沿用的社会主义修辞而掩盖。但在最近的几年中，正因为重庆实验賦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和真实的内容，社会公正问题再次被提到了人们的面前。在我看来，这才是重庆实验对未来的史学家们来说所具有的真正意义。

简言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其所经营的国有公司,在中国快速的GDP增长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由是，在中国市场化的和混合的经济之中，国家显然比私营企业具备更有利的竞争条件，诸如克服官僚制度的重重障碍，组织和动员资源，获取补贴和税收优惠，乃至绕过甚或违反国家自身的劳动和环境法规等，借以扩大公司的利润。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条件称作一种制度性的“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同样，它们是中国过去发展动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比较明显的经验叙述之所以如此充满争议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在国内外的强大影响。那套话语享有(英国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也享有自我表述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学科主流的拥护。结果是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坚持突出国营公司的短处和夸大私有产权与私营企业所起的作用。事实则是，中国的国家机器在整个改革时期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国营公司则已经证实自己能够成功地进入全球市场的盈利竞争。这个事实见证于59家国营公司成功进人《财富》500强行列(非国有公司则只有两个)。对中国来说，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在和具有更充裕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的快过公司的竞争中，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参与，如此的成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国家是唯一具有如此强劲势力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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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话语所坚持的论点，即唯有私有公司才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其实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了一个伪问题。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国营公司应否扮演重要角色，更不是它们应否存在，而是它们的利润的用途和目的。迄今为止，其很大比例的利润被资本家、官员和国家机器本身所吞噬，而不是被用于全社会和公共利益，因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如“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所表达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试图争论社会不公的现实并不存在，借助的是抽象的所谓“刘易斯拐点”模式，试图论证中国已经进入那样的拐点，其劳动力市场已经整合于城市的“中产阶级" 。同时，也借助美国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争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像美国那样占到全人口的大多数。但实际是,总从业人员和人口的85%仍然在二等的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和生活，被迫接受低等的报酬，超常的工作时间，没有国家劳动法规的保护，没有(或者只有二等的)医疗、退休等福利，以及没有在城市学校受教育的权利。只要如此的社会现实依然存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具有可靠的内需依据。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能理解国家和国营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意味着他们也不能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国家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方面达到如此绩效的部分秘诀是其有意无意地，借绕过甚或违反自己所设立的法规来扩大企业利润。这才是今天严峻的社会不公的真正根源。而这个问题在人民眼中之所以如此惹人注目，部分理由正是因为党和国家在其话语中一直都在继续沿用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同时也是因为今天和过去毛泽东时代在这方面的差别极其鲜明。而严峻的社会不公正是中国经济结构之所以脆弱的原因：它不具备稳固的内需和消费基础。

上文强调的因此不仅是(暂时还占据着霸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严重失误，也是中国调整方向的紧迫必要。当前要做的绝对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一再提倡的消除盈利性国营公司，而是要改变他们所以存在的目的——从赋利予开发商和官员到造福全人民。鉴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国有经济而今天的国营公司依然占据到国民经济的将近一半，国营公司在中国发展经验中的重要性实在再明显不过了。同时，鉴于国营公司在理论上依然是“全民所有”，它们的利润应该被用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权贵也再明显不过。再则是这也是唯一可以有效扩大内需而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要调整其方向，国家可以从严格控制贪污腐败着手，并明确规定国营公司的利润必须被用于公共利益来改正当前严峻的社会不公。那样的话，既可以帮助推进国营公司运作文化的改造也可以为国营公司所享有的一些特殊有利条件提供正当性。关键不在消除国有公司而在促使他们服务于全社会。

最近的重庆经验让我们初步窥见这种做法的潜力。(即便是中国银行的例子也证实,树立比盈利髙尚的理念对改革银行的运作文化是多么的重要。)这是现有“主流”经济思想所不能理解的要点，也是重新塑造中国未来的要点。它是一条真正能够结合中国革命的社会公正理念和中国改革的经济发展“奇迹”的道路，也是一条能够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私营和国营公司、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