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专家阮浩耕

茶商网消息去年岁末，在《茶叶茶世界》2006年第11期读到《2006年茶叶产销初步分析》一文，文章说：“从2000年开始，我国茶叶面积改变了在100万公顷上下徘徊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增长。从2000年到2005年5年间，我国茶叶面积增加了26万公顷，增长幅度为24%”，又说“根据最近几年茶叶面积的增长趋势预计，2006年我国茶叶面积将达到145万公顷”。

随着我国茶叶消费量的增长和茶叶生产经济效益的提高，带动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茶叶栽种面积有所扩大，应当是可喜的，这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调控。反过来，一旦茶叶如果卖不出去了，经济效益下降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会起作用，何以忧之？在此，想借贵报一角，谈点个人的意见。

记得2000年，笔者随浙江省轨迹茶业商会组团去印度考察，回来后曾做过一番中印茶业生产状况的比照。1950年，印度有茶园面积31.5万公顷茶文化，1998年增加到43.5万公顷，50年扩大了12万公顷，年产茶叶87万吨。即是以占世界18％的茶园面积，生产了占世界30％的茶叶。

我国1950年茶园面积16.9万公顷，到1998年增加到106万公顷，50年扩大了89万多公顷，年产茶叶66.5万吨，即是以占世界44％的茶园面积，只生产占世界23％的茶叶。

印度茶叶产量从1950年的27.8万吨到1998年的87万吨，增长了3倍多，而茶园面积从1950年的31.5万公顷到1998年的43.5万公顷，只增长了38％。而我国茶叶产量虽从1950年的6.52万吨到1998年的66.5万吨，增长了10倍多，但茶园面积从1950年的16.9万公顷到1998年的106万公顷，扩大了6倍多。这种增长是以土地高投入为代价换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带来土地资源严重短缺等诸多问题。又如果真到茶叶产大于销，效益滑坡时，来个“毁茶别种”，茶农损失会是最大的。

其实，印度能以较少的茶园面积获得较高的茶叶产量，据了解，很大程度上是“逼”出来的。印度早在1953年就制订了《印度茶叶法》，其中第三章为“茶树栽培扩大的控制”。在这一章里，对“控制茶树栽培扩大的方法”、“茶树栽培扩大的限制”、“允许种植茶树的权利”和“允许在特殊情况下种植茶树的权利”等，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明文规定：“任何人不能在任何原来不种茶的土地上种茶，除非经商会同意，在种茶的地块上可以进行补缺或补植”，“如果要在没有种过茶的土地上种茶，应向商会申请，申请时要有清晰的陈述，讲清其特殊原因”等等。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法律上的严格限制，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对此，“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早于1935年在《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中，探讨到茶叶实施统制时，也提出过控制茶园面积：“所有茶园一律登记，不得自由增加，在规定以外的要纳税”。

列举以上这些，当然并非要去照抄印度的做法，照搬吴觉农早年的设想。只是想提出这么个问题来，即：在当今国际商战中，中国茶叶产业的出路在哪里，对于当前茶园栽培面积快速增长的势头，是否有必要加以控制，又如何来控制。

行文至此，又生出另外一个问题：若茶叶栽培面积有必要予以控制，那该由哪个部门来实施和执行？目前中国茶叶生产流通的协调管理，基本上仍如计划经济时代，由农业、供销、商务等几个部门归口把守，即便行业组织也大体如此，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茶叶行业组织。1999年9月，国家经贸委曾经有过一个《关于成立全国性茶业协会有关问题的报告》，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此事似应重新提出，为了中国茶业的做大做强，尽快达成共识，组织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