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退出中东是大势所趋

美国退出中东是大势所趋

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炸身亡

本月，四名美国人在利比亚遇难，穆斯林世界爆发了针对美国使馆的群体袭击活动，这使很多人想起了1979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情形。当时，失控的极端分子在亲美的暴君倒台后，找到了获取力量的捷径。

但过度纠结于伊斯兰激进主义使我们错失了对目前中东和阿富汗地区的围困状态更有意义的类比：1975年，当北越坦克开进胡志明市时，当地美国大使馆的上方还盘旋着准备撤离的直升机。

那次匆忙的撤离结束了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长期以来的昂贵介入。印度支那就像今天的中东一样，是美国从不复存在的欧洲帝国手中接管的地区。当然，东南亚地区没有美国感兴趣的自然资源，西店村改造将按照“原址修建”原则推进也没有像以色列那样需要保护的盟友。但该地区出现在全球反共产主义的前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曾经试图通过独裁的代理人和军事力量促使当地人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最终失败。

由影片《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引发的暴力抗议活动将会很快平息，美国的使馆也将恢复正常工作。但暴力活动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暴行包括塔利班对阿富汗地区安保最严密的美国军事基地之一的袭击。在经历了两场毫无成果的战争之后，亲美政权不是瓦解就是遭到削弱，美国势力逐渐减弱的一幕在中东和南亚再次上演。

在阿富汗，士兵和警察杀害了他们的西方教官，在该国和巴基斯坦还爆发了针对美国无人机袭击以及亵渎《可兰经》行为的抗议活动。这些地区对西方的强大侵略者、干涉者以及远程控制者长期以来的憎恨和不信任感出现激增，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对此再次感到震惊，这些人马上回到了当年的潦草论调——“他们厌恶我们的自由”。

这就好像是，在挫败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后，美国已经昏了头，认为自己有着十分崇高的道德力量和使命，却疏忽了20世纪的核心事件：那些数十年来受西方势力挤压的民族的政治觉醒，这种觉醒一直持续发生着，且时常具有暴力性质。这种不可思议的疏忽解释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为什么在后帝国主义时代会一再错失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机会。

早在1919年，身穿礼服的胡志明(Ho Chi Minh)就尝试请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结束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而他当时的武器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的词句。胡志明并没有成功。印度、埃及、伊朗以及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希望这位推崇自由国际主义的总统能够在国际事务中传播新的“道德观”，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如果这些反帝国主义者知道威尔逊——一个喜欢拿“黑家伙”开玩笑的南方人——坚信应当维持“白人文明及其对世界的主导”，他们就不会麻烦自己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好不了太多，他1940年提议，通过给予“少量财物”来安抚那些失去家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在会见了沙特阿拉伯领导人伊本·沙特(Ibn Saud)并了要 求：站全部采用静态化解到石油对战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之后，罗斯福改变了主意。但由于冷战爆发，美国痴迷于共产主义阵营的强大假象，不可阻挡的去殖民化势头被再次淹没。而在由一小部分白人控制的世界中，饱受耻辱的民族对平等和尊严的强烈渴望推动了去殖民化。

胡志明在二战后向另一位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提出援助请求，但没有得到回应。战争期间曾与美国情报人员合作的胡志明遭到排斥，他被认为是一名危险的共产主义者。但亚洲地区有许多人认为，越南人摆脱外来统治只是时间问题。

就像美国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在1954年写的那样，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亚洲地区的成百上千万已经具有政治意识的人民强烈渴望变革，他们是革命的主导力量。“谁能控制他们，”豪提醒说，“无论是通过正当的还是扭曲的形式，都将会获得胜利。”阿拉伯世界中渴望政治改革的民众在冷战期间受到专制统治的长期压制。现在，他们爆发了，极大地破坏了美国主宰当地事务的能力。

考虑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与该地区的独裁统治者串通一气，从伊朗国王到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以及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都是如此，因此美国面临巨大的信任亏空。有人认为总统发表一些令人宽心的讲话就可以消除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种想法只能暴露出他们对所谓的阿拉伯思维的蔑视与无知。直到最近，他们都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影响阿拉伯思维。

并非只有萨拉菲派(Salafis)极端分子认为美国总是抱有恶意：6月，埃及的反伊斯兰主义示威者在亚历山大港向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的车队投掷臭鸡蛋，他们认为美国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暗中进行交易。而且，穆斯林世界中的大多数人也看到，以色列总理为了先发制人袭击伊朗，明目张胆地操纵着美国政治。

中东地区的各个阵营都试图赢得控制权，毋庸置疑，该地区将会面临几年的混乱时期。美国大使J·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在利比亚被害是混乱到来的早期征兆，而利比亚还曾是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一个胜利故事，这也同时说明，任何西方势力对叙利亚或伊朗的干预都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后果。

就像1975年东南亚的情况一样，美国军事力量和外交能力的局限性已被暴露无疑。当领导人们奋力控制那些由“阿拉伯之春”释放出的多种多样的惊人能量时，经济手段或者小恩小惠已经起不了太大作用。

虽然在大选期间提及此事在政治上让人难以接受，但美国战略性地退出中东和阿富汗地区的理由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充分。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在能源上日益增强的独立性减轻了美国保护该地区的负担，而作为其所谓的盟友，以色列也展示了不负的迹象，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如果美国减少对穆斯林世界的刺激性政治干预，那也并非失去了一切。有一天，美国可能会回到这一地区，与之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就像美国与曾经的敌人——越南的关系。(虽然美国最近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的举动——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政策的一部分——暗示美国又在高估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

那些呼吁奥巴马总统采纳“大棒”政策的共和党人似乎以为，自己生活在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时代，支持美国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也是如此。两者都高估了美国的经济影响力，而美国才刚刚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后西方势力时代，世界上新近崛起的国家和觉醒的民族将会日益控制局势。美国的后退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美国退出时是否会像20世纪中叶欧洲从新崭露头角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撤退时同样迟缓，同样伴随着暴力。

潘卡杰·米什拉(Pankaj Mishra)着有《帝国的废墟：重塑亚洲的智者们》(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