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可见其对此问题的思考之深

刘哲昕的新著《文明与法治》（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副标题命名为“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可见其对此问题的思考之深。

诚如作者所言，“法治”乃是一个“大词”，自近代以来就一直考验着中国人。在书的开篇，作者即为这些“大词”祛魅，认为其不过是内生于西方文明土壤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能不经任何改造地适用于中华文明的土壤。既然中国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文明土壤，那么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活方式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品格。

在作者的隐喻中，文明与法治是土壤跟种子的关系。那么什么是西方和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各领风骚的文明核心所在？两种文明的基因信息分别具有怎样的优势和弱项？作者围绕“契约—统一—和谐—同归”这四个关键词，用四章笔墨对中西文明土壤进行了纵横捭阖的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的钟摆”的内在驱动力，详尽回答了上述问题。认清了土壤特质，法治的种子在中国该如何耕种？也即怎样的法治模式才属于中国？作者在第五章开篇就提出两个基本判断：“将契约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当代中国需进行的补课）；“中国法治需要一种政治向心力”（这是中华文明不可抛弃的基本内核）。两个判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综合比较台湾、新加坡、香港三个华人社会的法治模式，就成为两个判断的证明和参照。作者还提出监督权和民主相结合的若干构想，促进中国文明健康发展。为了明确这种突破性努力的全观视野，我们的确可以将其叫做“法文明学”。

这本书直接源于作者为当前领导干部开设包括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一门课程《领导干部的法律思维》，作者就职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作为国家级干部培训机构的教师，具备由国际经济法学博士、法官、金融企业法律顾问等综合而来的学识经验，由一门课催生一本书，这叫人不由地想起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雀跃地说国生育制度》，书与课都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

（：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