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毕淑敏不见病人就诊断我做不到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以8年写一部作品的效率衡量，毕淑敏（ ）显然是“低产作家”，25年内她出版了屈指可数的6部长篇小说；然而以每本书的再版情况看，她又算得上畅销书+常销书的“稳产作家”，即便是一本不打眼的散文集，也会一版再版,总有读者趋之若鹜。《花冠病毒》（湖南文艺出版社）“捂”了8年好不容易写完了，她还在娓娓地说，写作就像蒸馒头，发好面还要醒一会儿，蒸好还不能马上掀开笼屉。

这显然是她最用心的一部作品，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她的思考。毕淑敏说，《花冠病毒》融入了她最多的想象力和对人性的拷问。

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起，到《预言死亡》、《婚姻鞋》和此后的《红处方》《拯救 》等长篇小说，毕淑敏就以其作品沉重的主题、磅礴的气势和对人生、社会的冷静理智关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王蒙曾这么评价毕淑敏。即使做了小说，毕淑敏也没有忘记她作为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的确有这样一种魅力，她的语言和文字一样，春风化雨般无声地滋润、净化甚至提升着每一颗走近她的心灵。

：写《花冠病毒》的起源来自什么？

毕淑敏：200 年4月，北京SARS流行，在5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打来的，要求我第二天就参加一个特别的采访组开赴非典的第一线，而且通知我们到SARS一线去不得回家。在那之前我知道有一些人报名参加，但是我没有报名，是因为我当时的老母亲被诊断为肝癌，正在密集的治疗当中，我这一走她怎么办？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我自己在所不惜，但我的老母亲要经受怎样的创伤！我就很迟疑，问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去？作家协会告诉我说，我具有医学的知识，而且以前当过兵，应该在这种紧急关头接下这份使命。我依然说你让我想一想。但我妈妈听到了，她跟我说，国家有难，你还是应该挺身而出，既然已经被派遣，就不应该推辞，你放心好了------在《花冠病毒》的开始部分其实和事实有一点相似，就是一个女子要放下自己患重病的母亲奔赴前线。

：200 年您就参加作协组织的采访，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完成这部作品？是什么触动了您的写作？

毕淑敏：从SARS一线返回以后，和我同去的报告文学家都早早地交出了作品，例如何建明、王宏甲。从200 年春天我开始写，整整八年过去了，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些病毒，而且和这些病毒亲身接触当中发现病毒远远比我们人类更为古老。如果把地球比作一间房屋的话，当人类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这个房间所有的地方早已遍布病毒，它们是非常原始的一类生物。

今天的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挑战。我以一个做过几十年医生的身份和作家的思考，觉得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我们和病毒必有一战，谁胜谁负尚在未知之数。人类怎样面对和病毒之间这样一场巨大的博奕？又将怎样独自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未知的恐惧？我买了很多病毒书，包括《病毒大辞典》，读得非常吃力。医生要求非常实事求是，我希望写得有一定根据，又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最后我把它定位于科幻，一下子找到了支点。我想写一种可能会发生的现实。如果曾经发生的事情，想象无法展开。科学家说，这也是科幻小说重要的流派，科幻小说不完全都是没有边际。对我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最好。

：您的作品都很重视题材的新颖，《红处方》写戒毒，《女心理师》写心理咨询，《血玲珑》写骨髓移植和生命伦理，《预约死亡》写临终关怀医院，包括《花冠病毒》，几乎每本书都涉及到一些医学的敏感问题。因为新书有一些科幻的色彩，有人评价为您的“转型”，您认可吗？

毕淑敏：我从16岁当卫生员，经过严格的训练，是把医生作为终生职业的。这和去医院体验、和医生交朋友的感觉是不同的。当我成为作家，那些职业的习惯没有停止或者遗忘，而是深入骨髂。严格的医学训练对于写作不见得都是优点，但是在这个职业中培养的严谨、认真、冷静、务实等医生的准则，包括人道主义的情怀、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领域的关注和好奇，都有很深切的感受。我在所有作品中对生命的延续、对生命的关切，是一以贯之的，矢志不渝地贯穿着对生命的热爱，对人性的观察和感悟。可能写散文或者小说、科幻，可能哪天写个剧本，万变不离其宗，就其内容来讲，一定是贯穿对生命的热爱和思考，不但热爱自己也热爱别人的生命。

：您作为医生对于生命的热爱，和我们平时所接触的医生的印象恰恰相反，他们大多是理性的、冷漠的。

毕淑敏：年轻时去西藏，严酷的自然环境让我感觉到生命的残酷，同时我知道生命是有限的。从心理学分析，掩饰内心恐惧的方法就是漠然。最好的医生，他们可能操作时是科学理性的，内心仍然是对生命的怜惜。好医生从更高的层面理解生死，应该是永远怜惜生命。

：古今中外有很多作家当过医生，比如契科夫、鲁迅、郭沫若都是弃医从文，当代也有很多作家，比如余华、池莉等等。您怎么评价自己写作的独特性？

毕淑敏：这些作家都是我尊重的作家。鲁迅在医生的基础理论部分就停止梅朵仪态雅趣了，他认为拯救人的灵魂更重要；郭沫若也是临床时停止的，因为他的听力受损。这两位大师的医学没有进入到临床部分，所以我的医术他们要强。在西藏，见临的生死更多，而且就我一个人。我很佩服自己的两只手，不是因为它们写了多少作品，而是因为抢救过人命。有过这样的经历，目睹生死的过程，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讲，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唯有生命最宝贵，任何不尊重和慢待都不应该。

：在这部作品中，特别提到了“心理能量”。近几年这类图书很多，比如台湾就有作家张德芬一直关注心理能量，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心理能量？真的能达到“心想事成”的境界吗？

毕淑敏：我们每个人有生理能量，如果没有食物，生理就会衰竭；同样我们也有心理能量。这本书主要写极端的情况下，人面对挑站和巨大的威胁时，有多少必胜的信念。假如在旷野中迷路，孤立无援，这时候生理能量微弱，一个人必胜的信念和勇气的多少、对生命的本能的执着，都是在困境中支撑我们的力量。我们需要不断维护、滋补心理能量，这是宝贵的资源，不能只寄托在医生和药物上。

：年轻的时候您在西藏，整个青年时代都比较孤独，您怎么看待孤独？年轻时的孤独对您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毕淑敏：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愿意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于孤独的忍受力和青年时期有关系，就我个人来讲，孤独是每一个人一生中必定遭遇的状态。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类抵御孤独，每个人都希望有归属感，国家、组织或家庭。但是面对死亡时一定是孤独的，这是人生必备的状态。人能否安然面对狐独，掌握人生的方向，这就是一种能力，可以收放自如，可以和潮流抗衡，不是躲进深山老林，离群索居，而是即便在稠密的人群中也保持独立性。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当你能安然地面对孤独，人生会有更多的幸福感。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感到不幸福？就是因为很多人把幸福绑在外在的因素中了。

：写作这本书，您不但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病毒的图书，而且SARS期间您走访外交部、国家气象总局、北京佑安医院，走访那些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们，走访从非常危险的病症当中恢复过来的病人，包括焚烧SARS所有排泄物的火化场，以及研制抗击病毒药物的第一线科研人员等等。拿出写报告文学的案头工作和实地采访写小说，您认为是必须的吗？

毕淑敏：掌握的资料写作时基本忘了，它只是让我在写作的时候，有能力用这种方式表达这个题材。就像中医的望闻问切，如果不见病人就诊断，在我来说做不到。实地考察、阅读资料之后，再进入自己的想象中写作，我大概遵循这样的过程。勤奋，是我当医生的职业习惯。

现在的读者多聪明啊，我个人觉得，下笨功夫是尊重读者。我跟读者潜在的对话是，我跟你说的是我见到的，是在我的感知里、在所能掌握的素材里描绘出来的。读者一方面对作家很宽容，在阅读时体会作家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读者也是火眼金睛非常苛刻，如果不能提供独特的东西，他们也不会看。所以你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不能耍花招。我不能保证所有人满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写我相信的东西，真诚地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一直秉承这样的理念。

：医学、文学、心理学，您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关怀。北师大心理学博士毕业后您开了诊所。这个行业非常热门，在中国也很需要。开了 年诊所，您觉得有何收获？

毕淑敏：心理学是年轻的学问，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非常快。我对这样一门科学充满好奇：自己对人体的器官用了很大精力学习和研究，那么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作家是从一已的角度观察世界，我会觉得，这是宝贵的经验。1998年，我到师范大学心理系学习硕士和博士。轴距为2560mm那几年，大家看不到我新写的文学作品，但我自己知道，写论文和写作的能力是冲击的。一开始导师说我写的论文像散文，但是在写得像论文的过程里，我的文字变得特别僵硬、枯燥。我发现这样的苗头，如果继续完成20万字的理学博士论文，对我的写作能力可能会有损伤。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我还是放弃了博士学位。写作还是得像个老手艺人，不能见异思迁。大家可能认为写论文和写作都是文字，但人的思维是两套系统。像体育比赛，跳水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的诊所一不依傍医院，二不依傍大学，三不依傍慈善机构，四不是公益事业。面对普通民众，收费治疗。我想把自已放在一个更为严苛的情况下，了解这门学科对今天的中国人是否有帮助。后来因为来的人太多，我把诊所关了。通过 年的实践，我更明白人性的残酷和大家迷茫纠结的问题，这门科学是非常有用的。

：这么说写作在您的生命中还是最重要的，甚于医生？

毕淑敏：一个人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我将所有能量投入到写作，用文字和别人分享对世界的看法，分享对于人性、对于自我的感悟，让我觉得快乐并且有意义。我热爱写作，精心搭建我想象中的世界，可能不一定完美，我在其中尽力，也很开心。当她印刷成小说，这本书会承载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许会翻越万水千山，和素不相识的人相遇，这件事让我万分奇妙，十分快乐。文学始终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目前我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情，之后我不知道。

：那么您觉得自己能写到什么时候？

毕淑敏：创作生命的问题，每个人不同。我写作时岁数就大了，发表第一部作品时 5岁。每个人能写的时候，必然有内在的动力，如果停笔了，也是生命的选择。一个作家能提供一篇让你记住的作品就很好了，不必太在意。我现在觉得还有写作的 。我十年前就跟家人说，如果哪一天发现我已经在重复自己无病呻吟，不要怕我不高兴，务必告诉我，我一定会放下笔，反思自己，尊重行业，尊重读者。每个人有能力的极限，也要接受时间的规律，写与不写我都会坦然接受。

：我很喜欢《花冠病毒》中于增风对于病毒的描写，他用华丽而新奇的语言形容病毒，让人觉得很震憾。但是在阅读的开始，我感觉节奏缓慢，语言有些啰嗦。您的散文通常被选入教辅书，甚至是全国高考考卷，您的语言也一向讲究，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的表达和以往不同。您是怎么考虑的？

毕淑敏：刚开始写作时，就像发动车辆，需要慢慢着车。我想后面的悬念够激烈了，前面的节奏应该舒缓一些，所以用平静的生活韵律来讲述。我想，作为作家，不必特别集中地用爆发式的语言展示我的才能，而是应该服从于故事，于增风是医生，他描绘未曾见过的病毒，这是他的发现，有一种惊喜在。这一描写附着于我的基本判断。

：说到故事，我觉得《花冠病毒》情节迭荡起伏，扣人心弦，而且有画面感，很适合改编影视剧。您的很多作品也的确很有影视缘。但是很多人认为，一旦侧重“讲故事”，便成大众文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毕淑敏：不同的文学样式，应该是互相尊重吧？像丝绸、呢子和毛线，一定说丝绸比毛线好？它们的用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学界，愿意把圈子越缩越小。如果纯粹用语言表达一种境界，是文学独特的魅力之一。比如《红楼梦》，改编成影视剧就不好了吗？我会尊重不同的门类。评价一部作品，首先不必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重要，人永远不是为了评价而存在。如果真正得到大家的喜爱，给人正面的鼓舞，就有存在的价值。

：您非常乐观，无论作品中如何展示生存的困境、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会传达给读者积极向上的情绪。

毕淑敏：我的作品传达有希望有力量的东西，并不是粉饰。我们面对的是泥沙俱下的生活，尽管有种种的悲哀和不如意之处，我个人相信人类还是有希望，相信人心最主要的部分是关切、善良、互助这些美好的品质。

：您的很多作品，无论散文还是小说都一版再版，深受读者的喜欢，但是评论界好像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您怎么看？

毕淑敏:评论是另外一个门类，和作家属于各自独立的工作状态。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和工作准则。比如不接受贿赂，比如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比如自己买书。我从来不给评论家寄书，这是我尊重他们。我认为他们应该有自己工作的准则，不要和作家本人有个人情感。这样有利于他们公正的判断，以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

如果他们能提出特别有见解的意见，我会表示尊重；不评我的作品，我也安然领受。我的写作遵从内心的呼唤，我在写作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巨大的快乐。

：无论您哪部作品，都非常重视情节，并且注重知识上的准确。但是也有人提出，您在人物塑造上用力似乎不如于情节多，你认为呢？

毕淑敏：我不会人为地为情节而情节，不会刻意为了读者，牺牲我的人物，我主观上没有这种“预谋”，不然的话开头不会这么“散漫”。我特别同意应该把人物塑造好，我也特别努力地在塑造医疗专家的形象。比如于增风这样兢兢业业、为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物。在主观上，人物塑造大于情节稠密的安排。我对小说的基本看法，会传达对世界的看法，我希望这个故事有意思。